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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许慎精神是一个近乎永恒的话题。因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人,都是民族文化的传递手,其中优秀者以其创造精神与成果,为无数代人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传统增添新的成分。这样的人,历史会记住他。任何文化只能在不断创造中前行。没有了源源不断的新成分,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枯竭,就会消亡。许慎,就是在中华文化传承中一个关键时期涌现出的一颗耀眼的星。

据范晔说,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又说:“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许慎传》虽不足百字,却为我们勾勒了许慎的主要成就。与范书略有不同的是,许冲谓其父“本从贾逵受古学”,“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遂“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综合上说,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许慎乃道、器兼治者。这里所谓的“道”,即指五经所体现的天地人之道、治世为人之道;所谓“器”,则是为了认识、掌握、通达“道”所需要的工具和途径。二者相较,许慎更重视对“道”的阐释,用力也最勤;“时人”也是这样评价他的。但是,后世许慎却仅以《说文解字》名,连范晔也不曾提及他的《五经异议》。这是什么缘故?我认为,这应该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变迁两个角度审视。

一个人、一部书、一个事件,其价值无论正负,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人、书、事出现的时代,人们就已经从多个侧面感受到其不同方面和层次的价值,而观察分析者又各有所重;待到后世,则更加上了时间、地点的转换、迁移因素,而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与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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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所处的时代,虽然“百家”开始恢复了些生气,但儒学依然独尊,而且已经糅进了原始儒家所没有的或者曾经拒斥过的学说和思想;另一方面,经西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此时今文经学依然居于统治地位。这一背景映射到许慎身上,至少显示出相互关联的两点特质。第一,他把深究五经的经义视为首要;第二,为解经而追寻文字和语言的真义。前一点,由他治学的次第、范晔对他的称赞以及“时人”的评价可以得到确证。虽然郑玄已经引用《说文解字》,但许慎被他首先称道的还是在五经方面的造诣;后一点,则充分而直接地体现在《说文解字》的《叙》中。

附带说一句,后世历经数朝以至清代,学界一直把包括“字学”在内的“小学”列为经学的附庸。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延续了“经学”初现时的定位,而非后代“不重视”或“没有认识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所致。甚或我们可以说,对小学的这种定位,正符合中华文化对语言文字的认识。而自19世纪末叶起,因为受到西学学科分类法和西方依附于哲学与民族志的语言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当时只有汉语言文字有此荣幸),已经基本离开了中国的传统,缺少了对文本的全面研究。这一路向或维度和许慎有着巨大的差异。

时逾千载,逐渐地,世人对许慎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说文解字》上,连他所作过的《淮南鸿烈解诂》也只是在介绍其生平事迹时提到而已。在我看来,其《五经异议》和《淮南鸿烈解诂》之消亡,并不是后世注意力转移之因,而是其果。这就是不同时代对许慎价值的不同认知和采择。我们对范晔所记的时人的赞语最好不要因《五经异议》的亡佚而轻易放过,从许慎经学“命运”的这一起伏中,也许能得到一些额外的启发。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以今天人们回顾历史的眼光看来,许慎一生所做的贡献中价值最为长久、可能也是他最为中意的,还是《说文解字》(依许冲上安帝书,《说文解字》虽“文字未定”,但“慎已病”,可能是他担心不及竟事而殁,多年心血湮没无闻,所以特“遣”冲“赍诣阙”,足见其对《说文解字》的珍视)。

后世之人对历史上的人和事,都应该把它们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放到有关人、事、物所处的环境中去认识和研究,虽然这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以此观察许慎对五经和文字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说,他完全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他的兴趣也是因现实的需求而激发、而升华;而且他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很透彻、明朗地揭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怀着历史的使命感从事研究的。历代的经学无不与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紧密相关,对五经的理解和利用也就随着时代而异。这就是历代解释五经的人、书、事层出不穷的缘故。今文经学的成果早已零落,即使是古文经学毛、郑诸大家“实事求是”的训诂,乃至保存在先秦文献中的词语解释,固然仍是后世重新阐释文献的最重要资源,但往往也是后来者质疑的对象。汉代经学著作,包括许慎著作的留存与删汰,确乎如俗语所说,“世事无常”。而《说文解字》,除了因说解文字时形音义一体互参、言有所据、承前启后、历千年检验而益显其可贵、集先进的工具性和可以验证的科学性于一体之外,许慎在书中还揭示了文字和语言的许多规律,或许更具有垂范后世的价值。

人们常说,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体现着各个民族的特性。当然,对工具也应该或必须加以不断深化的研究。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交流;“己”与“他”的交流、古与今的交流——在于利用最好的工具进行更为准确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人类智慧和社会的发展。换言之,语言文字既是人们研究的“对象”,但又不应该成为纯粹的研究“对象”。说是“研究的‘对象’”,是因为研究者必须保持尽可能的客观性,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例如误知、不知、偏好、执著等。说“不应该成为纯粹的研究‘对象’”,则是因为语言文字并不是纯客观事物,它是人类的创造物,却直接承载着主观的观念和感情,因而是介乎主观与客观的中间物,有时需要研究者的主观“感觉”(包括“语感”),必要时要有“人工干预”,例如对词语感情色彩的斟酌、对有些概念界定的推敲、对语法“规范”的论述、对研究价值的判断等。同时,研究者也不应该本着“价值中立”的思路,为研究而研究。这两方面的情况在许慎对语言文字的论述和对9353字的解释中,几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对文字的说解,既不全盘照抄前人经典注释的成说,又包含着或呼应着传承下来的成果;他有时依序列出数种说法,而又把以为正解者列为第一。至于他在释义时的“主观介入”,例子就更多了。应该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他作《说文解字》既从经典中来,又为解读经典服务——他始终把语言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工具对待。许慎在两千年前,以其对语言文字朴素的哲理认知和剖析,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1968年说过:“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风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风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历史的教训》)他们所说的智慧与经验,其实就是文化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传统犹如长江、黄河,两汉文化是其中水面宽阔、波涛汹涌的一段,汉代的经学是这段大河的中流,而许慎则是在这中流中涌起的巨涛。他对儒家经典及其精神“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化为独特的见解和对经典用字的扶正祛邪,实际上是增添到中华文化大河里的,如杜兰特夫妇所说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从上述的分析和叙说中,我们可以引发出什么结论呢?我觉得不妨抚膺反思: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许慎学术和精神的弘扬者,我们对许慎所关注的,是他的全部吗?许慎留给我们的,除了《说文解字》和后世只能略窥其一斑的《五经异议》《淮南鸿烈解诂》这些显见的文字,还有什么应该开掘的?

环顾宇内,比汉字出现更早的文字非止一二,古代文献流传至今者,中国也并非为最古;但是时隔数千年,今人仍可较少障碍地阅读古代文献的,唯有中国。这是为什么?除了汉字的特质、华夏民族重视继承、珍惜历史文献等因素之外,不能不承认许慎搭建的“古”“今”文字的桥梁起了很大的作用。许慎之功伟矣,试想,如果天不生许慎,任由其时之人或后继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变乱常行”,则前人何以垂后,后人何以识古?也许华夏大地早已因文字、语言的分化和混乱而分崩离析,百国林立,战争不断了。试看欧洲,因为各个民族都视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有着无可比拟的尊贵,“神圣不可侵犯”,又没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能够成为共同语的楷模,于是在中世纪之后纷纷建立了民族国家,几乎无一岁没有残酷的战争。当代建成的欧盟,其愿景仍是想构成统一的欧洲,几十年来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和欧洲可以略成对照的是,公元7世纪前,阿拉伯半岛一直处于无数部落方言并存、多种原始信仰不共戴天的混乱争战之中,是伊斯兰的先知穆罕穆德,以文字典雅优美的《古兰经》,在创建一神教的同时也统一了半岛,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语,半岛迅速成为“世界的中心”。虽然自19世纪以来,一股“民族主义”之风已把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但是民族认同感和力图恢复半岛和平统一,仍然是阿拉伯多数人的期望。

今天,在我们研讨许慎精神的这一场合却说到几千里之外、近十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似乎离题了,其实我是想说,以世界历史的和当今环球的视野观之,两千年前的许慎,因当时经典文字的混乱、天下可能因此更不太平而痛心疾首,锲而不舍地道器兼治,其所虑深矣哉、远矣哉!

任何文化都是一个完整、动态的体系,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为人的身体,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着显性的和隐性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对文化内部所存在的那些关系,至今人类所知甚少。历史所记叙的不过是在过去的时空中发生的事件的几根筋骨罢了。即以许慎而论,由于后人对他所处时代的细节、气氛难以想见,对他问学、治学(例如如何“考之于逵”的情况)以及他生活、写作的场景、他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等等,更是一无所知。而这些都可能对他辟官不就、围绕着五经耕耘不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许慎的研究与想象也只能取其荦荦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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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此,似乎可以把我要表达的意思归纳一下了:

一部《说文解字》,不仅给了当时和后代一把打开古代文化的钥匙,而且在人生的价值、对学术意义的追求、治学应有的精神和治学方法等多方面,都有着它留给我们的财富。

《说文解字》作为解经的工具、经学的附庸,无意中与人类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字典辞书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这条路线就是,由解释经典(在西方则是宗教经典)开始;在对字词的诠释中,包含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哲理;其后逐渐拓展为全方位解释民族词语,几乎囊括了民族的全部知识。到这时,解释词语的工作遂由保持与传承民族的核心内容,转变为记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利器。也就是从这时起,西方词典学输入中国,中国的词语解释逐渐离开自己的传统,并且影响了对古代文献的诠释。

既然《说文解字》的历史功能如此,各个文明社会词语解释工作发展的大体情况如此,因此就向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不忘传统,全面把握民族经典的内容和哲思,尽可能地把握经典酝酿、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现代字典辞书的编纂者,则应努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治“说文之学”,最好能有相当比例的学者做到义理与“小学”兼顾。诚如许慎给我们启示的那样,二者非但不是绝缘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关联、互补互足的。许慎是我们的榜样,在他之前的孔、孟、荀以及先秦诸子,以至近世的戴震、阮元诸公,也都是我们的表率。

全面继承许慎,就需要“专”而且“通”,二者相辅相成。学者各有所好,业有专攻。欲专,难矣;而欲通,或更不易。视有清徽派诸老,确可称为通家者,似唯戴东原一人而已。段氏懋堂虽谨遵师训,一生治学勤苦,但至晚年犹以未达其师之境为憾。迨及百年以来,学者、学术一律按西方制度分类,于是专家多,通家少。钱学森先生之问,虽一时难以全面解答,但我想,专而不通、彼此隔膜已成常态,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真诚希望,在文字、训诂、音韵版本、校勘学界的年轻朋友中,既多多涌现杰出的专门家,也出现一些通家,这样,庶几若干年后,在中华民族特有的“小学”领域甚至经学、史学等领域,或许能够诞生作为一个时代标记的大师。让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