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佛、道，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因他曾在余姚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故被学者称为阳明先生，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吏部尚书。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这个故事有点神话色彩，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并未显示出聪慧和才华。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年轻时他出游边关，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氏淑女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之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试进士不中，当时宰相（大学士）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而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结果25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到28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朱熹，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南昌很快攻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要求他们再努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自杀。宁王的大船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1]。

后来，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出征，宦官有意释放宁王，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借此讨好皇上。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平宁王《记功碑》全文：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

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

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以嘉靖我邦国。

正德庚辰正月晦，都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10日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去世后被谥文成，封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后又追封为新建侯。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1]，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馀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2]，即“格物致知”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