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的各种讲话中，“知行合一”是一个高频词，党的18大以来，在公开的讲话中有数十次提到或者告诫人们要“知行合一”。

  执行力问题颇为管理者所重视，也是因为当下不少医院的管理执行力比较欠缺。引起执行力的原因很多，从管理决策本身来说，其正确性、可行性、难度性以及执行者对管理决策的理解性都会影响执行力。另外组织与团队的职业化程度与管理水平来说也会严重影响执行力。对于执行力问题长期忽略了管理的伦理方向的分析。特别是管理做不到知行合一，如何能有执行力？笔者认为：知行合一是管理执行力的基础伦理，也是最为关键的伦理。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重要思想。阳明先生所说的“知”不只是知道，也不单指知识，而是良知。良知是心中不学而能、不学即悟的那个知是知非的“知”，也就是对于道德良知的内心深处的判断力。“行”即道德实践，即是按照内心的良知体验而采取不加意识的自觉行动；“知”与“行”的关系，也就是对心中良知的体认与外显行为的实践关系。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以“行”求“知”，做到知行合一。这为我们加强知识与道德修养、正确立身行事提供了基本遵循，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与基础，执行力才有。

管理执行力问题从来都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管理执行力问题有时很难达成统一的思想认识，这源于言为心声，行为意动，知行意上产生了差异。

一个人所言所行是其所思所想的外在流露、直观表现，“言”和“行”的根源在于“心”和“意”。从这个角度说，知行合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由“知”“意”“行”三部分组成的，“意”是“知”与“行”之间的中枢与纽带。并用《礼记·大学》来证明这样一个判断。“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在拥有渊博知识、了解事物原理的基础上，还要端正意念，这样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而利天下。王阳明先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转化为“行”，中间要通过“意”的作用。（参考文献：《人民日报思想纵横：知行合一离不开“诚意”》）

管理执行力也来源于每个执行者对于管理目标的定力，而“意”是动态发展的，要使其保持在稳定规范的范围内，就必须依靠定力。而心中的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牢固观念，将使人有定力。有定力的人如净水无波，不随物流、不为境转，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任何管理的决策，都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执行者如何能不被管理中的困难所阻塞，不被私心所迷惑，不为名利而动心，切实做到知行合一的定力，关键是要有“诚意”。

《人民日报思想纵横：知行合一离不开“诚意”》一文也认为，需要心存敬畏、心态平和、坚守忠诚、恪守规矩。按照“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理解，其实当我们已经有了良知判断之后，已经是行动了，然而缺乏对管理目标的敬畏，心态因为管理决策对自我的干扰而失平和，对目标就会失去坚守，而后就可能被私欲蒙蔽，而失守规矩。

知行合一作为管理执行力的伦理基础，也需要不断和长期的积累，生知生行、浅知浅行、深知深行。一步步的提升知行合一的水平，需要人生境界从凡人到能人、从能人到君子、从君子到贤人的修炼。人生境界的提升必然需要我们致良知，不致良知，就无法做知行合一。管理中的致良知，就是要革除和反省私欲蒙蔽、秉持公平公正、先人后我、以人为本。

知行合一的“我”不是个人的小我，而是团队与组织的大我，不是躯体层面的自我，而是心理层面的超我。超越个人、超越物质，上升到法人组织和精神上，才能形成知行合一的大环境。因此管理执行力的伦理必然是一个民主知行合一的过程，管理者集中众人的知行合一，才能参透管理良知，而达成管理目标的行动结果。

把知行合一当着管理执行力的伦理基础，也就可以运用知行合一来检视管理决策执行不力的原因。用知行合一的管理伦理来做执行力的分析，基于自省和责善，去找执行力不足的充分原因。而只有充分的知，做管理决策的行为规划，也才有可落实下去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是哲学，行是科学，管理中知行合一要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不到，科学再深入也没有用；还要处理好伦理与制度的关系，没有好的伦理，制度再好，也执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