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前在本公众号连发了两篇分析心理咨询退出工商登记的文章，引发热议与关注，大家必然追问，心理咨询退出工商登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而，这一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一系列顶层设计演进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深植于国家战略、法律体系与文化安全三大维度之中，标志着心理咨询行业从“市场化自由生长”阶段步入“国家化规范整合”的新纪元。

一、顶层战略驱动：服务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健康中国”的宏大布局

心理咨询退出工商登记，首要原因是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层面的战略需要，其发展轨道正被重新纳入更具系统性的国家规划中。

重构主导关系：融入“社工为主，医疗为辅”的双轨体系

根据《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体系建设的主体是 “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 等组织单元，而非市场化心理机构。执行这些任务的核心人力资源是保留国家资格认证的社工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取消，与社工师资格的保留形成鲜明对比，这实际上确立了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 “社工师主导，心理咨询师协同” 的工作关系。

在医疗卫生层面，心理治疗师作为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被保留，且2018年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心理咨询师在心理治疗师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明确了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心理咨询是基本医疗服务的补充环节，其技术活动需在医疗体系内接受监督和指导。

重塑市场定位：成为“大健康”产业的基础性技术

未来的心理咨询，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消费门类，而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技术，融入更广阔的健康咨询、养生保健、中医保健等领域。通过市场机制，它将成为帮助公民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健康管理工具之一。这一定位的转变，使其完美契合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中国战略内核。

二、法律体系倒逼：贯彻执行《精神卫生法》等关键法律的必然要求

过去二十年的市场化发展在普及心理咨询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乱象和法律风险。退出工商登记是从机制上根治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

终结“法不罚众”的乱象，明确行业红线

《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然而，在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下，大量心理咨询师越界从事心理治疗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监管困难，形成了“法不罚众”的局面，不仅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甚至因滥用技术（如催眠、移情）导致病情固化加重。

将心理咨询活动纳入医疗卫生机构或社工主导的体系内，由心理治疗师或精神科医师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可以从机制上杜绝这一乱象，保障民众心身健康权益。

推动技术本土化，契合《中医药法》理念

传统的心理咨询理论大多源于西方，其哲学基础有时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存在龃龉。《中医药法》强调“身心同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政策引导心理咨询与中医养生保健相结合，正是推动心理学本土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重塑行业伦理的必然过程。这使得“中国式心理咨询”更注重系统调和、家庭和谐与社会适应，而非强调个体分离与对抗。

践行“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普及适宜技术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核心是让公民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政策的意图不是让专业技术被少数从业者垄断，而是希望将心理咨询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百姓能够掌握的健康素养和适宜技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应从“提供服务的专家”转变为“赋能于民的老师”，教导民众进行情绪管理和心理调适，实现有限度的自我心理维护，从而节约宝贵的公共医疗资源。

三、文化安全考量：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坚定文化自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至关重要。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咨询，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理论源头的文化价值观。

剥离西方文化的不当影响

西方心理学某些流派植根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其极端发展可能导致利己主义、家庭与社会关系撕裂等倾向，这与倡导集体主义、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张力。

政策通过对市场端心理咨询的“降温”，旨在减少西方文化通过这一广泛接触民众的渠道进行潜在渗透和侵蚀，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扫清障碍。

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与伦理体系

退出工商登记，意味着行业发展的驱动力从“市场需求”转向“国家引导”。国家将更有力地引导行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伦理基石和理论源泉，发展出真正服务于中国人民、解决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中国式心理咨询”，这是坚定文化自信在心理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结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市场丛林”到“国家网格”

综上所述，心理咨询退出工商登记，绝非一个简单的行业管理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静悄悄的“革命”。它标志着：

定位之变：从独立的商业服务，转变为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卫生健康体系的嵌入式组成部分。

角色之变：心理咨询师从自由执业者，转变为体系内的协同者、技术提供者和健康启蒙者。

范式之变：从西方理论主导的实践，转向与中国文化、法律和社会制度更融合的本土化范式。